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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勇——我的教育生活:思想会客厅

敞开自己的心扉,将我的所思、所悟、所愿、所怨记录于此。

 
 
 

日志

 
 

向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北京大学致敬  

2010-12-31 23:45:28|  分类: 素质教育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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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1-10 23:22:41

向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北京大学致敬

 

      去年,北京大学自主招生推行中学校长推荐制,没有山东省的高中,我没有发表什么意见;今年,北京大学自主招生中学校长推荐制山东省有10所高中上榜,我没有发表什么意见。今天,看到北京大学的11位教授建议北京大学实行“高考成绩与本校专家面试相结合”的招生选拔方式,力主打破“高校招生唯分数论”,北京大学周其风校长表态,赞同教授们的看法。看了这则报道,我心欣然!

      一

      高等学校,尤其像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这样的高校,在推动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推进素质教育方面,承担着神圣的使命和责任。

      我从来不把高考改革看作推进素质教育的前提,因为高中教育不是大学的预科,高中教育有着自己独特的价值,否则,高中教育就没有必要独立存在。但是,功利主义的残酷现实,我们又不能不承认高考对高中教育、对素质教育的巨大影响。因此,我又热切地期盼着加快高考改革步伐,引领我国素质教育的实施。

      建设一流大学,推进高等教育改革,人们都在谈要给予高校自主权,可是,在我接触和认识的高校,特别是重点高校中,对高校招生的自主权,又唯恐避之不及。他们认为,在官员腐败严重、社会诚信度不高的社会大环境下,要高校招生自主权是自找麻烦。每每遇到这样的大学校长,我内心是非常痛苦的。这些大学校长的社会责任在哪里?就凭如此缺乏社会责任感的校长,这样的所谓全国重点大学、部属高校,就没有资格谈什么创建世界一流大学。

      今年高校招生期间,我国曾经有两所重点大学竞相宣传鼓吹自己抢到的状元比对方多多少。我记得非常清楚,今年7月25日,在全国中小学教师培训工作会议上,袁贵仁部长痛心地说,这两所学校简直把教育部的脸都给丢尽了。我还记得,在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等,都存在拒招一些所谓状元的现象。我们在拼命地抢夺所谓的高考状元,人家美国的顶尖大学却毫不犹豫地拒绝那些考了状元但综合素质却不高的学生,“分数至上”与“能力为本”,两种教育价值观在这里的分野一目了然。

      今天,北京大学终于要觉醒了!这是北京大学教授们的社会良知、教育良知在觉醒,是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在觉醒!正如联名提出建议的11位教授之一、身为北大教育学院院长的文东茅教授所说:在当前本科招生体系下,唯分数取人是最容易的,也是最不用负责任的招生方法,“因为高考成绩一出来,按分数从高到低录取,谁也没法指责你。北大推行改革,反而增加了学校的责任”。

      二

      任何有助于打破一张试卷、分数唯一的高考录取模式的改革,社会各界都应该给予热忱的支持。

      我们为什么主张要打破唯高考分数取人的办法?正如文东茅教授所言:“唯分数取人不是高校招生,是统计成绩的机器在招生。”这样“一刀切”的做法是高考最受诟病的地方。他认为,以简单的一两分之差作为判断录取的硬性尺度,而不考察学生的兴趣、志向、习惯等重要素质,是现行高考招生录取制度最大的缺陷。

      北京大学化学学院教授、中科院院士高松表示:“分数是重要的评价标准,但不是唯一的。把高考的分数作为一个基准,只要超过一定的分数线,再以专家群体进行集体面试的方式进行录取。考生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报自己真正喜欢的学校和专业,而不是受环境与舆论的压力,一味追求某些自己并不了解更谈不上热爱的专业。”

      北京大学这几年来,在深化自主招生,打破单独依据高考分数录取学生方面,进行了各种积极的探索。

      对于去年北京大学在自主招生中推行中学校长推荐制的做法,有各种各样的非议。我对这些非议持反对态度。

      有人说,北京大学的做法是为了抢生源。我认为,这种说法是没有道理的。请高中校长推荐德才兼备、综合素质优良的优秀学生给北京大学,对于学校选材来讲,毕竟多了更多的信息来源;对于高中学校校长来讲,这是一种荣誉,是一种责任,更是对校长公平公正和诚实守信的道德考量。我可能眼拙,怎么也看不出这种做法与抢生源有何必然联系。

      有人说,北京大学的初衷是好的,想招一些有特长的、有个性的学生,甚至想招一些偏才怪才,可结果,各高中学校推荐的,还是学习最好的学生。这有什么奇怪的。一方面,高中校长不推荐学习好的学生,还能推荐学习差的学生;另一方面,推荐综合学习成绩不是最突出的,但所谓的“偏才怪才”学生,还要有个过程,有个规则成熟的过程,我们应该允许北京大学和具有推荐资格的高中学校、高中校长们在实践中逐步完善。

      有人说,今年北京大学给山东省的10所高中各1名学生的推荐数额,对于高中学校有什么意义呢?我想,意义不在于数量多少,而在于给这些高中学校、给全省的高中学校一个信号:高校招生“一张试卷”和“分数至上”的局面终将被打破。同时,对于我们这些参与推荐的高中学校、高中校长们来说,对于他们的人才观、对于他们的办学观、对于他们的诚信观,都是一次很好的考验。我相信,经历这样的考验,对于他们思考如何办教育,一定会有积极的意义。

      对于一个具有积极意义的新生事物,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不少人往往很少从正面的积极的意义上去思考,而常常会从反面的消极的意义上去评断。这大概与中国人从整体上偏于保守的民族性格有一定关系。

      今天,对于各种具有破冰意义的改革举措,我们应该走出这种落后的保守的思维模式的束缚,而对这些改革给予热情的鼓励和支持。

      三

      我们对各种具有破冰意义的改革给予积极热忱的支持,并不意味着我们不担心改革中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防止这些可能出现的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积极建言,让各种改革方案更加完善;就是善尽我们每位公民的应有职责,监督监管好各项改革。

      对于各种改革举措,特别是人人关注的高校考试招生改革,人们常常认为,目前统一高考、统一分数的录取方式是最公平的。同时,人们也承认,仅仅看高考分数,又容易扼杀人才、埋没人才。但是,对于任何试图打破这种高校人才选拔模式的做法,人们第一反映就是不容易操作,容易产生腐败,容易造成新的社会不公平。对于这种改革具有原罪的思想,我是坚决反对的。

      任何改革都是多种利益的博弈。或者说,多种方案的次优选择。参与改革建议起草的张颐武教授认为:“没有最完美的方案。”,这项改革不是很激进,而是“很温和的”,如果达不到基准分数线,什么都免谈。但这项改革既尊重了高考制度,又摆脱了“唯高考分数论”的羁绊,“应该说兼顾了各个方面”。同时,必须指出:任何改革都不可能一步到位,任何改革都不可能尽善尽美,任何改革都不可能一帆风顺,任何改革都不可能不出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有良知的、有责任感、使命感的公民,我们能做的有三条:一是不能因为可能会有腐败而就否定和反对改革本身。对于人们所担心的腐败问题,我历来主张,这与改革本身是两码事。文东茅教授说得好,不能怕有腐败和不公平就不改革,“腐败问题不能指望教育能够完全克服,但是整个社会应该对北大有信心”。二是积极建言献策,让各种改革方案尽可能的做到完善。三是督促各种改革方案实施主体,要在实施条件、标准、程序、监督方面尽最大程度的公开,要在每个环节上,都有社会参与或监督,让一切招生过程都放在阳光下进行!这样就可最大限度地防止各种招生腐败现象的发生。

      何况,教授们对于人们担心的各种问题都有许多成熟的思考和谋划。文东茅教授认为,绝大多数北大教授都会尊重自己的声誉。而且,北大一直处在媒体和公众的聚光灯下,“有这么多的监督,不能不做到自律、谨慎”。他认为,更重要的是通过制度设计避免腐败。例如,北大可以借鉴在自主招生面试时的经验,让几百位参加面试的教师在面试开始前半小时才去抽签,决定分在哪一组。“即使想找关系,几百个老师不可能全都认识吧?”张颐武也认为,通过制定周密完备的程序、增加公众监督、通过一个小组或委员会进行面试等方式可以有效规避腐败。

      最后,看到北京大学教授们对于高校招生的改革思路,让我们深感欣慰的是:这与我省2009年开始试点的教授录取制度,即在按1比1.2划定提档分数线的基础上,依据学生的综合素质决定学生是否录取的做法,其思路是一致的。

      我对北大的改革充满期待,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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