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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勇——我的教育生活:思想会客厅

敞开自己的心扉,将我的所思、所悟、所愿、所怨记录于此。

 
 
 

日志

 
 

中国教育处于危机之中——听杨福家院士谈创新人才培养  

2010-12-31 21:24:14|  分类: 素质教育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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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11-16 00:48:08

中国教育处于危机之中

——听杨福家院士谈创新人才培养

 

2009年11月14至15日,笔者有幸参加了华东师范大学科教合作研究中心、华东师大“985”项目《当代中国普通高中转型研究》课题组主办的“科教合作:普通高中科技创新人才培养”。这是一个多学科、多领域、多方面人士参加的盛会。来自科技界、教育行政领导(教育部、省、县)、中学校长、特级教师、教育科学研究人员、新闻媒体等共计116位代表出席了会议。今天上午,有幸聆听了杨福家院士所作的题为《普通高中:培养人才的关键时期》的报告,确实给我以振聋发聩之感。

为什么说普通高中是人才培养的关键时期

杨院士认为:一个人成才的关键是四个因素:人生观、兴趣、艰苦奋斗与机遇。

为了说明普通高中在人才培养中的重要作用,他引用了钱学森在北师大附中学习的经历,以及给他的影响。钱老曾说:自己毕生最受用的两段求学经历,一是在上世纪20年代,就读于北师大附中,二是在加州理工学院师从冯﹒卡门教授读研。前者实现了钱学森的科学启蒙,后者为他的事业奠定基础。

1929年毕业于北师大附中的附中校长,也曾任新中国教育部副部长的林励儒说:附中的教与学弥漫着民主、开放、创新的良好风气。

那时的钱学森参加兴趣小组,用纸叠成飞镖,每次比赛,飞得最远。这里有非欧几何、有机化学、无机化学、工业化学、英语、德语、诗词、音乐、伦理。钱学森在这里度过了“一辈子忘不了的6年”。

那时,学生学习不兴死记硬背。正如钱老所说:在他的学生时代,谁要背书本就没有出息,谁要是为了第二天考试,前一晚还啃书本,让人知道,必遭笑话。

钱学森还曾说过:一个有科学创新能力的人不但要有科学知识,还要有文化艺术修养。小时候,我父亲就是这样对我进行教育和培养的,他让我学理科,同时又让我去学绘画和音乐。就是把科学和文化艺术结合起来。我觉得,艺术上的修养对我后来的科学工作很重要,它开拓科学创新思维。

杨院士在报告中用了大量篇幅通过钱学森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之外,还专门谈到了自己的经历。他说:他在格致中学学习了三年,奠定了他一生的基础。他是从另一个学校转学到格致中学的。他当时比较调皮,得罪了一位化学老师,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一只粉笔头,……让老师很生气,要求开除学籍,家长找了找,改为勒令退学。他就转学到了格致中学,到了这个学校之后,有一件事情给自己影响了一生,就是学校让学生读《钢铁是怎么炼成的》。这本书,让他知道了人生受到了别的人的帮助,总要对社会、对别人有所回报。这就是人生观的问题,有了这个,学习就有了动力。

杨先生说,他对英语学习没有一点兴趣,上小学时一看到有英语课他就换学校,一共换了四所小学。到了格致中学之后,有一位英语老师的教学很有意思,引发了他很大的兴趣。如果没有这位老师对他兴趣的引领,他不会有今天,更不可能有机会到英国诺丁汉大学担任校监。

谈到科学家的创新,杨院士认为:科学创新不是单靠逻辑推理,科学创新的萌芽在于形象思维,在于大跨度的联想会突然给你一个启发,产生灵感。有了灵感,再按逻辑思维去推算,去计算,设计实验加以证实,从而有了创新。因此,杨院士强调:科学家要有点艺术修养,能学会文学家艺术家那种形象思维,能大跨度在联想。跨学科综合交叉是培养人才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谈到杨院士再次强调:我主张,从高中就要取消分文科班、理科班的办法。

《雅典学派》:教学方法改革的关键

那么,如何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杨院士在报告中着重强调了《雅典学派》的教学方法。

为了说明中国传统的教学方法,杨院士专门引用了反映孔子当时讲学的一张照片:孔子坐在讲台上,学生则低着头跪在讲台下面聆听老师的教诲。而《雅典学派》与此大相径庭。《雅典学派》是非常著名的一幅画,在梵帝冈博物馆里,画面中所有的人都在一个大厅里,没有地位等级,亚里斯多德与柏拉图平列走在一起,争论得面红耳赤。谁都不代表真理,老师也不一定有真理;真理高于一切,在一个看不见的地方,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理性去领悟真理。亚里斯多德说: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

可中国的大学呢,一定是老师在台上,老师显得很大,在中央;学生画得很小,在旁边;学生什么都不知道,一个个在问老师,老师什么都知道,他是发布真理的。这就是中国的大学。

20世纪的雅典学派是如何进行教学的呢?杨先生给我们展示了一张照片:表现的是玻尔与他的学生海森堡和泡利一直争论不休,他们分别获1922、1932、1945年诺贝尔奖。

钱学森当年在美国读书时,在与老师讨论中,也曾在争论中气得老师把书摔在了地上。可第二天一大早,他的老师冯﹒卡门就告诉钱学森:你是对的,我是错误的。

钱学森回国之后,曾发表了一篇文章,来自新疆的一个年轻人给钱来了一封信,指出了钱学森文章中的问题。钱学森立即回信说,你是对的,我错了。不仅如此,钱学森还帮助这个年轻人发表文章,同时把自己为什么错了的文章一并发表。

杨先生在自己担任校长的诺丁汉宁波分校中坚持雅典学派的教学方法,实行小班化的讨论式教学,教学中老师并不处于学生的中间,而是学生们围坐在一起讨论,老师只是坐在一旁倾听,或与学生一起讨论。

为了推行雅典学派的教学方法,杨先生主张缩小班额。他说:克林顿当第二任总统时说,要把中小学的班额从22人减少到18人。2006年,杨先生在中南海参加总理主持的座谈会时,曾当面向总理建议:“985”大学要建立50人以下的班。总理说,研究生要实行一对一的培养。可现实呢?

……

中国的教育确实处于危机之中

杨先生在报告中,讲到中科院和相关部门向国务院领导提交了一份调研报告,报告揭示的情况是:我们的老师每天从6点工作到晚上10点半,我们的学生成了学习时间最长的人。

杨先生说:在美国,小学生们根本没有这中国学生这么重的书包,而我们的学生小小年纪就背了沉重的书包。他专门给大家出示了题为《世纪难题》的照片,照片上说的去年四川大地震之后从废墟中找出来的遇难孩子们的书包,照片的说明是:地震中的母亲对天堂的孩子说:“孩子快抓紧妈妈的手,天堂堂里再也没有忧愁!没有读不完的书本,和爸爸的拳头……

谈到这里,杨院士再次提到党的十七大新闻发布会上小学生向教育部长提出的两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的书包还那么重?有什么办法让我们多睡一会儿?

……

可是,我们的学生到了大学在干什么?像美国耶鲁大学等为什么能出诺贝尔奖?国外的这些顶尖大学都有上千的研究生在导师的带动下,拼命地研究,可我们的大学呢?

杨院士有些激动地说:中国教育确实处于危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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